资源项目名称:【马栏山杯】湘阴县历史文化名人郭嵩焘

单位简介:湘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文体广新局履行全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版权的管理职能，内设办公室、群文股、群体股、体彩站、财计股、人事股六个股室，下辖文化稽查大队、业余体校、文化馆、图书馆、湘剧院、电影公司六个公益性文化单位，共有干部职工180名。主要职责：贯彻党和国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研究制订全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事业发展战略和年度计划并监督执行。研究制订全县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编制并监督实施文化事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管理全县文化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重点扶持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的文化艺术品种，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归口管理与组织全县性重大文化活动;指导全县文化体制改革。拟订全县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指导、协调文化事业发展;统筹安排文化事业经费;规划、指导全县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全县社会文化事业，拟订社会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类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管理全县图书馆事业。管理全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拟订全县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制定体育发展战略，编制体育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

资源项目简介: 郭嵩焘（1818-1891），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今湘阴县文星镇西门）。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郭嵩焘年少时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的仕途并不顺利。他1837年考中举人，1840年接连两次赴京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的郭嵩焘，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不甘于游幕生涯的郭嵩焘，尔后又几次赴京会试。1847年，三十岁的郭嵩焘，终于在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命运多舛的郭嵩焘刚踏入仕途，父母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守孝。1852年，太平军进犯长沙，曾国藩兴办团练、创建湘军，启用郭嵩焘于幕中，为其出谋划策，募捐筹饷。因此，郭嵩焘亦是湘军创始人之一。1853年5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助楚军江忠源部，因功授翰林院编修衔。1854—1856年，郭嵩焘辅佐于曾国藩幕中，成为曾及其湘军的得力助手。他受曾国藩派遣到湖南、浙江等地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了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情况。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开放思想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56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上任翰林院编修。这期间，郭嵩焘深得权柄显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经肃顺举荐，郭嵩焘多次蒙咸丰帝召见并被重视，命他入值南书房。不久，咸丰帝又派他到天津前线促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同年十月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郭嵩焘清正廉洁与严于律己的品行同贪官污吏昏暗腐朽劣迹行成鲜明对比，触动了封建统治权贵们的核心利益，成了众矢之的。郭嵩焘遭到腐败官员设局抽厘与毁谤攻击。1860年，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回到京城后，郭嵩焘蒙冤受屈，受到降级处分。他虽然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倍受冷落。直到1862年，同治继位，郭嵩焘才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郭嵩焘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进入总理衙门，授福建按察使，不久出任驻英公使。1876年12月，郭嵩焘带副使刘锡鸿等随员30余人从上海登船启程赴英，于1877年元月下旬抵达伦敦，在伦敦设立公馆，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驻外使节生涯。1878年，他还兼任驻法公使。驻英期间，郭嵩焘与守旧顽固派副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攻击诋毁并与国内顽固派串通勾结，竭尽罗织诬陷之能事。迫于压力，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回籍。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发表政见，上疏朝廷。1891年，郭嵩焘病逝，享年73岁，葬于飘峰之茔，今汩罗市沙溪镇划江村。

二、郭嵩焘思想探源

沿着郭嵩焘心路历程，触摸他的思想脉络，我们明显感觉到郭嵩焘个性化思想的形成与其特殊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嵩焘年轻时就读的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的湘学传统。作为湖湘子弟，郭嵩焘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更重要的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为后来入帐曾国藩麾下，创建湘军，佐理曾幕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与李鸿章同在曾氏门下且同时考中进士创造了契机。曾国藩称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李鸿章、陈鼐、帅远铎为“丁末四君子”。历史巧妙地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交织在一起，抱团成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也因此背上“卖国贼”骂名。

1840年，郭嵩焘在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不长，却为他以后偏离传统观念播下了种子。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沿阵地，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厦”所轻视的“岛夷”居然船坚炮利，气势汹汹。耳闻目睹这一切，郭嵩焘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郭嵩焘在为湘军筹饷时，途经上海，特意去参观外国人所办的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对西方文明有了一些了解，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尤其是出使英国，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赞赏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在驻英期间，他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他遭到顽固派的攻击、谩骂。也正是这些特殊经历，他对中国封建士大夫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对西方以“蛮夷”之谓轻慢鄙视的“虚骄”习气坦露出冷静理性的思考。

郭嵩焘的思想精华主要体现在他超凡的前瞻性和开放意识上。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然而，在对“富强”的理解上存在迥异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振肃纲纪，刷新吏治，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变通之才”才是谋求富强的“要务”。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不仅彻底打破了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禁锢，而且站在历史的高度独树一帜，建立起超前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他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的外交观明显崭露出不与封建士大夫们排外思想苟同的锋芒。

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他敏锐地观察到中西文明开发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他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辩，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观，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虽身处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但他既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作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了客观条件。郭嵩焘在促进中西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中，尤其将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方面看，郭嵩焘是当多无愧的近代洋务思想家。这也是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即使今天仍有可鉴之处。

三、忍辱负重  出使英国

十九世纪末，中英冲突十分尖锐。鸦片战争，马嘉理事件以及由此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腐朽没落、软弱无能的清王朝更加引起了国人的反抗情绪。在这种民族矛盾急剧升级的背景下，郭嵩焘忍辱负重，受命朝廷，出使英国，而且是带着平息“马嘉理事件”背着给英国“谢罪”的沉重袍袱，砥砺而行，如履薄冰。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

马嘉理事件与中英《烟台条约》始末：

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道。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远征队”武装护送探路队，探查缅滇陆路交通，侵犯我领土主权。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今腾冲县）的蛮允（今盈江县芒允区）与当地的景颇族、傣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酿成了“马嘉理事件”的中英交涉事件。从1875年3月到1876年8月，中英双方就马嘉理案进行了一年多的交涉。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借中英处理马嘉理案之机，多次提出与马嘉理案无关的免厘、优待公使以及增开口岸等方面的要求，以达到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目的。清政府虽然做出让步，但拒绝答应英方提出的全部过分条件，以致中英交涉陷入僵局。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清政府，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仍然希望与英国和平解决马嘉理案，并授权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便宜事大臣主持正式的中英谈判。《东北师范大学》曾刊登杨巍撰写的《李鸿章与<烟台条约>》一文，评价“李鸿章运用正确的外交策略，准确地分析了中英形势，制定了完备的谈判计划。从谈判地点、时间到谈判内容着着主动，使一向高傲的英国公使威妥玛陷于被动，怱怱结束谈判。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同英国签订了了结马嘉理案的《烟台条约》，为国家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尽管不少历史专家、学者乃至平民百姓斥责《烟台条约》为不平等条约，甚至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但是，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客观地观察分析，便不难发现，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应归咎于国家的综合势力不强，国力脆弱、不敢与西方列强抗衡之使然。李鸿章个人能力再强也难以逆转这些不争的事实。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进一步修复紧张关系，指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清延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上。

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责、讥讽，更有无聊文人拟了一幅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出父母之邦。”足见郭嵩焘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朝野上下唯有李鸿章给他撑腰。面对重重阻力，郭嵩焘感叹“雪拥蓝关马不前”。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郭嵩焘一生少有知己，且常在逆境中沉浮起伏。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他坚信“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历久弥新，正本清源，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

授权设计图片：